上海養不起三支球隊，北京沒有第二家“豪門”
上海嘉定匯龍成立于2009年，前身是上海博擊市政足球隊，俱樂部在過去16年深耕于嘉定區，注重青訓梯隊建設是他們的特色。2022年5月，上海嘉定匯龍迎來了發展的拐點，這家曾長期征戰中乙的俱樂部被動（遞補）升入中甲，運營成本隨之大幅度提升。
2021年，上海博擊長空隊改名為上海嘉定匯龍，寓意匯聚網羅人才，這非常符合俱樂部的運營理念。
征戰中甲四個賽季，上海嘉定匯龍徘徊于積分榜中下游，俱樂部背負著巨大的財務壓力。過去兩個賽季，上海嘉定匯龍的投入都在1300萬元左右，一線隊工資支出占比超過60%。剛剛結束的2025賽季，上海嘉定匯龍的場均上座人數只有1308人，不僅處于中甲墊底位置，甚至遠遠落后于多支中乙球隊，自負盈虧能力無從談起。
球市慘淡，上海嘉定匯龍只能遠走他鄉。
盡管中足聯已經調整了準入規則，中甲球隊只需要保留4支梯隊，整體投入和球員薪金標準均明顯降低，但上海嘉定匯龍依然決定接受來自寧波的邀約。
寧波體育發展中心即將被改造為專業足球場，全新的寧波隊（嘉定匯龍）要在這里托起整個城市的夢想。
寧波與上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，上海嘉定匯龍的這次搬遷沒有引起太大爭議。杭州灣對面有張開雙臂歡迎他們的地方政府和球迷，以及一座嶄新的專業足球場，承載一座經濟大城的夢想，顯然要比蟄伏在上海兩大豪門的陰影下更有吸引力。
在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的身邊，上海“第三隊”的處境一直非常尷尬。上海申鑫曾取得過比兩支豪門更出色的戰績（2013賽季中超第7），但由于連續被動更換主場，這支球隊始終未能聚攏人氣，只能淪為金元時代的沉默過客。上海嘉定匯龍雖然未曾漂泊，但他們的根據地遠離主城區，長期征戰于低級別聯賽，無力與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爭奪球迷，最終不得不帶著遺憾遠走他鄉。
上海申鑫曾在金山區和浦東（源深體育中心體育場）之間來回穿梭，這種漂泊的狀態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發展。
2026賽季，除了上海海港B隊之外，上海還將新增一支中乙新軍，那就是上海賽更達橘橙。就在“朱駿制造”成功升級的時候，輿論曾暢想上海新賽季三級聯賽“一城四隊”的盛景，但殘酷的現實很快就讓球迷清醒起來。
截止2024年，上海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480萬，這個體量是倫敦的3倍，超過了葡萄牙（1070萬）和比利時（1180萬）的總和，達到了西班牙（4880萬）的一半。經濟方面，上海的人均GDP為3.13萬美元，完全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。即便已經擁有了巨大的人口體量和經濟規模，但上海足球的版圖依然非常狹小，四隊同城的幻夢已經破滅，剛剛接過“第三隊”大旗的上海賽更達同樣有著不確定的未來。
“回超”歷史悠久，北京基層足球氛圍非常濃厚。
同上海的情況相似，北京職業足球版圖也有很多未開墾的區域。一邊是新工體落成后帶來的中超火爆球市，一邊是以回天社區超級聯賽為代表的基層足球熱潮，北京足球的特點是兩頭熱、中間冷。在北京國安的光芒之下，北京人和、北京北控、北京八喜和北京宏登等隊都是匆匆過客。北京理工在中乙賽場沉淪，北京通州瑞鵬、北京靈動星空選擇在中冠深耕，北京職業足球的中間階層存在著明顯的缺位。
經濟強省非萬能，“足球城”是最大亮點
對于上海嘉定匯龍來說，前往寧波是一次機遇，也是一次挑戰。寧波的人口即將突破千萬，GDP也來到了兩萬億的關口，供養一支中甲球隊是綽綽有余的。不過，寧波的體育市場似乎并不紅火，這不是一座夜生活豐富多彩的城市，未來的寧波足球俱樂部需要動一番心思，讓球迷在晚上走出家門。
2025賽季，廣東省擁有8家職業俱樂部(中超2隊、中甲3隊、中乙3隊)，江蘇省擁有5家俱樂部（中甲3隊、中乙2隊）。或許是受到兩大經濟強省的影響，浙江加快了發展職業足球的步伐。在寧波重回職業足球版圖之前，溫州和杭州臨平區也已經擁有了代表自己城市的俱樂部。
2025賽季，比賽日收入和商業收入覆蓋了大連英博運營開支的50%以上，在中國足壇實現自負盈虧是有可能的。
對于職業足球俱樂部來說，所在地的經濟實力至關重要，但并非唯一決定性因素。大連的GDP剛剛達到萬億大關，但他們擁有四家職業俱樂部，將在新賽季實現了對四個級別賽場的全覆蓋。梭魚灣球場的火爆球市，不僅極大地緩解了大連英博的財務壓力，也讓人們意識到中國俱樂部實現自負盈虧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作為與大連齊名的“足球城”，青島同樣擁有深厚的足球傳統和廣泛的群眾基礎，這讓他們在人口只有上海一半，GDP只有上海1/3的情況下，成為了第二座擁有兩支中超球隊的城市。青島海牛成功穿越金元時代，展現出了高超的生存智慧，青島西海岸剛剛升超兩年，便培養出了國家隊主帥和留洋國腳，他們不是冠軍球隊，卻可以成為大多數以生存為目標的俱樂部的榜樣。
職業足球潛力巨大，找對路子才是關鍵
伊萬科維奇的球隊折戟世預賽，國足在未來兩年都沒有重要賽事可以參加，這正是中國足球靜下心來沉淀自我，專心打造職業聯賽和業余聯賽的好機會。在中國職業足球的版圖上，擁有歷史傳統和深厚積淀的城市并不多，大連、青島、梅州等地發展足球的起點較高，其他城市很難效仿，“經濟搭臺、文旅唱戲”或許是眼下最便捷的路徑。
浙江足球有新人進，也有舊人出，紹興上虞翼龍便選擇前往江西贛州尋找出路。江蘇更是經歷了兩支冠軍球隊解散的悲劇，江蘇蘇寧和昆山FC的退出，導致江蘇足球消失在了中超舞臺上。不過，這樣的打擊并沒有影響浙江和江蘇搞足球的信心，前者的俱樂部數量在過去兩年中翻了兩番，后者另辟蹊徑打造“蘇超”，為中國職業足球的發展打開了新視野。
在歐洲足球的歷史長河中，基于“城市對抗”發展起來的聯賽，一直是職業足球發展的強大動力，由此帶來的信仰與傳承力量，支撐著職業俱樂部的生存與發展。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，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持續加速，中國足球也具備了接軌先進潮流的條件。
嘉定匯龍在上海期間缺少球迷，商業領域毫無建樹，對于地方政府的依賴讓他們最終選擇了“開價”更高的寧波。蘇超同樣是由政府主導的，但他們在運行中實現了商業與體育的高度融合，不僅拉動了消費，還促進了產業協調聯動，引發了全民看球的浪潮。職業足球同樣可以采取相同的模式破圈，溫州和寧波在為俱樂部命名時追求簡約，此舉與蘇超的理念高度契合，不僅增強了市民對球隊的認同感，也向外地傳遞出了深耕職業體育的決心。
浙江，溫州，寧波……不加“后綴”的俱樂部命名方式，浙江足球正在引領潮流。
蘇超對職業足球的反哺，不僅體現在“制度”層面，其影響力也會在文化層面逐漸顯現出來。在蘇超進行期間，幾乎從未出現關于球隊和球員的負面新聞，這在中國足球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。進入新媒體時代后，國足球員很容易遭遇網暴，踢球時壓力巨大，每逢大賽便患得患失。國足要想找回米盧時期的“快樂足球”，就必須消除球迷與職業球員的隔閡，在兩個群體之間搭建起橋梁，這個任務必須由“城市”俱樂部來完成。
總結
嘉定匯龍“逃離”上海，這或許是上海足球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，卻有可能成為中國足球前進之路上的一次有益探索。當蘇超的成功經驗開始運用到職業足壇時，浙江展現出了敢為天下先的勇氣，中國足球的曙光或許已經出現了。
